【第531期】邵维正：中国式现代化溯源
第一阶段，从新中国成立到社会主义建设的全面展开。1964年12月，周恩来总理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这是新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正式提出“四个现代化”的概念，开启了中国现代化的历程。
第二个阶段，从实施改革开放政策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重大战略决策，把全党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随后又确立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并制定了“三步走”的发展战略。
第三个阶段，进入新时代，全面建设中国式社会主义现代化走上新征程。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党的二十大总结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经验，创造性地概括了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
张弛：以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动高质量发展
高质量发展是能够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发展，是贯彻新发展理念的发展。这要求市场经济主体不断变革生产组织方式、创新生产技术水平、提高产品和服务质量，持续满足人民群众个性化、多样化的需求，使市场供需在更高水平上达到动态平衡。这需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供适当的政策体系引导经济的发展方向，使得生产资源更多集中在有利于提升发展的质量和效益的领域；促进形成公平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激发各类市场主体的内生动力和活力，鼓励企业自主经营合理竞争、消费者自由选择自主消费、商品和要素自由流动平等交换；建成合理有效的市场监管体系，促进市场主体健康稳定发展。
刘可道：内外监督相结合是跳出历史周期率的关键
让人民监督党和政府，是一种外部监督。这种外部监督包括国家机关监督、民主党派监督、群众监督、舆论监督等。外部监督是推动党和政府改进工作的重要力量，是党的群众路线的充分体现。
党的自我革命，是一种内部监督。内部监督是根本。只有执政党敢于刀刃向内，进行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形成制度规范体系，才是永葆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制胜法宝，才能避免落入人亡政息的历史周期之中。
外部监督与自我革命，二者缺一不可。只有外部监督与内部监督相互配合、相互促进，形成合力，打出“组合拳”，才能更加有效地发挥监督作用。
邱小航：深化反腐败斗争，推进党的自我革命
完善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加强国际交流合作，深化内外联动机制，才能使腐败无处遁形，才能将反腐败和党的自我革命推向新的阶段。为此需在以下方面发力。
一是需要完善国内反腐败机制建设。一方面要突出责任性，抓牢主体责任这个“牛鼻子”，用好问责利器，以规范精准问责促进担当作为，建立完善问责机制。另一方面要抓住“关键少数”，加强对“一把手”和领导班子的监督，狠抓基层党组织主体责任的落实。
二是要推进国际反腐合作。推动反腐败国际合作深入发展，构建并完善一体追逃防逃追赃机制，提升反腐败整体合作水平，构建更加公平合理的全球反腐败治理体系，提升我国在反腐败领域的国际话语权，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腐败理论和制度为世界各国反腐败行动尤其是后发现代性国家反腐败工作提供中国方案。
周文：中国经验与中国自主的经济学知识体系
构建中国自主的经济学知识体系，就是以中国为观照、以时代为观照，立足中国实践，提炼中国经验，丰富、发展与完善中国经济学的相关范畴、概念与理论体系，更好彰显中国之路、中国之治、中国之理。当前构建中国自主的经济学知识体系存在的一个重大问题，就是不能很好地揭示中国经济发展伟大实践背后的系统化理论逻辑，只是简单化地移植经济学的西方理论，不能很好地针对中国经验进行经济学基本概念范畴的逻辑抽象或对标志性概念范畴的重新定义，更多地体现为文件政策性语言或注释性地表述用语，由此很难形成一个内在逻辑的范畴体系，这将导致中国经济学缺乏主体性和自信力，容易受到经济学的西方理论左右和影响，甚至落入西方话语的“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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