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34期】胡春艳：消除基层政府风险治理的“击鼓传花”问题
风险治理压力在基层政府的过度累积，是基层政府采取“击鼓传花”等策略行为的主要动因。因此，有效应对和消除基层政府风险治理的“击鼓传花”问题，完善基层政府风险治理的压力释放机制构成必要举措。
着重建设压力回流反馈制度?！盎鞴拇ā钡囊桓鲋匾卣髟谟?，任务压力传导是单向不可逆的。也即，上级政府或职能部门以任务或指标下压的风险治理压力，只能从高层级向基层政府传递?；阏薹ň脱沽ξ侍庀蛏霞墩杏行У姆蠢?，更无法促使不合理的压力回流，进而导致基层风险治理压力超载，出现“击鼓传花”现象。因此，上级政府或部门必须构建相应的压力反馈与回流制度，为基层政府提供一个合适的释压途径，避免基层政府压力超载而出现策略性逼责行为。
上级政府应减少形式加压行为。面对风险问题，上级政府应当充分借助信息技术做出科学决策。甚至需要依据基层政府治理能力与资源状况做出符合其能力与资源状况的科学部署，而非单纯以强制性的任务清单、考核指标或监督检查等形式化行为来向基层政府施压。尤其在绩效考核上，上级政府必然需要结合基层政府实际状况制定科学合理得当的考核指标，坚持区分实质性指标与形式化指标，多下达合理的实质性考核任务，而非持续细化形式上的指标。
表面的指标数量增加与细化，并不能有效提高风险治理绩效，唯有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地确定考核指标，上级释放的任务压力才具备激励基层创新治理的动力，反之则容易催生“击鼓传花”的避责行为。
闫远凤：中国实现城乡融合发展的三个显著优势
第一，中国已经解决了土地私有制问题，这是乡村振兴最重要的制度前提，即从根本上消除了资本主义国家长期存在的工业剥夺农业、城市剥夺乡村的顽疾，为城乡之间和谐有序的发展创造了条件。根据马克思主义对城乡关系演变的三个历史时期的判断，即城乡一体、城乡对立和城乡融合，解决了土地私有制问题的中国，能够最大限度缩短城乡对立的时间，更快地进入城乡融合的发展时期。
第二，我国长期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战略，为现阶段消灭城乡对立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前提。经过数十年的发展，我国已经打赢了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不仅构建起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制度和政策保障，也初步构建了城乡均等的公共服务和竞争环境，农业科技和人才培养取得长足进步。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持续推动，城乡融合发展的大格局将彻底形成。
第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是我国通过乡村振兴解决城乡对立的根本保证。党的领导是我国国家治理的根本优势所在，乡村振兴聚焦产业兴旺、生态宜居、治理有效、乡风文明、生活富裕，是党始终遵循“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工作路线的生动体现。只有强大的无产阶级政党领导，才能以“共同富?！蔽勘暌旄咧柿肯绱逭裥说淖钪帐迪?。
刘建平：警惕大数据时代文艺批评的“非人化”倾向
当前，大数据时代文艺批评仍面临“去政治化”“去价值化”“去历史化”等乱象，以数据分析代替批评者对作品的感知、体验和共情，阉割了人应有的价值体认、批判和反思能力，“钝化”人的感官敏锐性和审美鉴赏力?！笆葜行穆邸焙苋菀资刮囊张劳杀湮懊浇榕馈薄傲髁颗馈??！傲餍芯褪敲馈薄庵侄约壑滴鹊哪?，极易走向娱乐、怪异和媚俗。大数据为文艺批评提供必要的参考数据、指标，但大数据并不等于“全数据”，更不等于“真数据”；大数据提供了“客观诠释”的依据，又会造成文本的“价值遮蔽”。因此，大数据文艺批评有待“祛魅”。
首先，人是文艺批评的主体和逻辑起点，文艺作品最吸引人的东西就是融知觉、情感、想象为一体的艺术表现力、感染力和创造力。文艺批评的审美性、人文性特质，决定了它不可能等同于以数据实证为基础的科学研究。由个案样本到全本研究的变革固然带来了洞悉艺术全貌的可能性，但也削弱或消解了人在批评中的主体地位，忽视了社会性、历史性，文艺批评很可能误入“无人化”乃至“非人化”的歧途。
其次，大数据是对文艺批评方法的丰富和补充，但不是最终价值的裁决者?！把矍蚓褪羌壑怠薄傲髁烤褪侵副辍钡拇考际醴治鲋换崛梦囊张辣涑墒谐〉呐?，它不仅不能对文艺创作、欣赏起到应有的指导和引领作用，还容易给大众的价值观念、审美趣味带来不良影响，由此造成文艺批评公共性的缺失。
另外，从数据和审美的关系来看，“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并不能机械地移植到文艺审美活动中。文艺批评的目的是在感觉经验和精神上重塑一种新的认识、体验和把握世界的方式。健康的审美趣味绝不是以人数多寡为标准，而是体现为心灵的开放性、情感的丰富性。数据上的“多数”并不意味着审美的“正确”，大数据不能成为文艺批评的准绳。
林小芳：坚持政治性与学术性相统一，做好马克思主义理论期刊内容建设
相较于其他学术期刊，马克思主义理论期刊具有鲜明的政治性。马克思主义理论期刊应清晰自身定位，一方面，坚持政治性与学术性相统一。既不能一味强调学术性，忽视政治大环境；也不能过分追求政治性，以政治宣传代替学术研究，不注重学术论证和学理阐释。马克思主义理论期刊既要讲学术，也要讲政治。政治话语需要学理的支撑和审视，善于用学术话语阐释政治话语。另一方面，坚持问题意识与理论思维的统一。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既要有问题意识，也要有理论洞见，强化问题导向，以问题为中心，促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切实做好马克思主义理论期刊的内容建设，发挥好马克思主义理论期刊在哲学社会科学中的引领作用，提升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话语权。
黄水清：均衡评价国内、国外人文社科期刊
首先，有必要重新制定针对国外期刊的评价体系与评价规范。人文社科不能简单仿照自然科学直接认同国外评价结果。但是，国内对人文社科期刊的评价工作长期以来基本上局限于国内期刊，而对国外期刊则采取简单接受和认同SSCI、A&HCI期刊目录的方式。这相当于把人文社科期刊评价简化为只有国内期刊评价，大大压缩了人文社科期刊评价的对象领域。同时，在全球化时代，学术也是全球化的，人文社科研究还承担着“走出去”和“争夺话语权”的重任，不可能不在国外期刊发表论文，在人文社科评价实践中回避不了国外期刊评价的问题。
SSCI、A&HCI不但收录的期刊数量远超国内人文社科期刊目录，且由于采用未必符合人文社科特点的单一影响因子指标，所收录刊物良莠不齐。此外，国内外学科分类体系、关注重点对象也不完全相同。将SSCI、A&HCI直接应用于国内极易造成偏差，依据国内的现实需求重新制定针对国外人文社科期刊的评价体系与评价规范具有重要性和迫切性。
其次，有必要制定国内期刊与国外期刊对等评价的方法。所谓国内、国外期刊对等评价方法，即国内、国外期刊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均衡对应的评价方式。在制定国外期刊评价标准和结果（如国外核心期刊目录）之后，还需要综合考虑国内、国外期刊评价，使国内、国外期刊有相对均衡的、可转换的对等评价规则。这是因为在具体评价实践中，一定会遇到国外期刊与国内期刊如何对应的问题。这既是期刊评价实践无法回避的问题，同时又是与国外期刊评价完全不同的另一个问题。鉴于国内期刊特别是人文社科期刊的办刊模式，进入核心期刊目录的国内期刊很少有口碑特别差的，在国内核心期刊上发表的论文总体上是有一定质量保障的。国外期刊则复杂得多，SSCI、A&HCI既收录各学科的世界顶级期刊，也有为数不少的口碑不佳的期刊，甚至所谓掠夺性（欺诈性）期刊。发不了国内核心期刊论文反而发了多篇国外核心期刊论文的现象也时有发生。同时，在人文社科“走出去”的大背景下，基层科研机构的政策总体上是对发表国外期刊论文有所倾斜。因此，如何均衡评价国内、国外人文社科期刊上发表的论文，以及如何均衡评价国内、国外人文社科期刊，是现实工作中亟须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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