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兴东：如何助力自主研发智能操作系统崛起
作为最基本也最重要的基础性系统软件，以手机为代表的智能操作系统是目前中国最大的“卡脖子”工程之一?；涨胺⒉嫉暮杳上低?，正是中国在下一代通用智能操作系统方面迈出的关键一步。
鸿蒙崛起的最佳路径就是国内形成合力。提供多层次的政策支持属于常规动作，同时还需要一些“非常规”动作。在全民联网时代，掌控最底层的操作系统是网络安全和数据安全的命门所在。因此，首当其冲的战略抓手，就是针对党政军部门和相关人员的替代举措。首先是军事相关领域，除了特定的专用操作系统，其他核心部分都应考虑使用鸿蒙替代苹果或安卓系统。其次是政府相关领域，根据《网络安全法》和行政法规，也应酌情实施替代。第三是《网络安全法》第二节的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即公共通信和信息服务、能源、交通、水利、金融、教育、公共服务、电子政务等重要行业和领域，相关人员也需根据不同情况推进替代。
游霭琼：以国家使命与创新绩效为导向激发人才创新活力
我国当前的人才激励方式仍较为单一，重经济激励轻精神鼓励、重管制轻服务、重量轻质、重短期轻长远等问题仍然存在。激发人才创新活力既需要科学有效的激励机制和良好的创新环境，也需要强大的精神支撑。要以国家使命和创新绩效为导向，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新时代激发人才创新活力的新路径。
强化使命担当，把准创新的战略方向，引导广大人才树立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至上的价值导向，让个人发展与祖国需要、人民需要同频共振；秉持创新精神，强化创新的原创导向，引导广大人才勇当新时代的“拓荒?！?，勇于攻克“卡脖子”的关键核心技术，实现更多“从0到1”的突破；突出业绩贡献，完善创新人才评价，以创新能力、质量、实效、贡献为导向，构建符合新时代创新发展规律的多维人才创新评价机制，扭转过于追求短期效益、重量轻质舍本逐末的创新评价导向；聚焦改革集成，优化创新生态，落实落细相关政策，充分释放人才政策红利，持续破除人才发展隐性壁垒，让各类人才来去“零成本”、成功“高概率”、发展“高收益”。
曹琳琳：积极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
当前，“城市病”问题日益突出、城市空间无序开发，重经济发展、轻环境?；?，重城市开发之量、轻城市发展之质；“市民化”进程滞后，大量农业转移人口难以真正融入城市社会；文化发展滞后导致人群“空心病”现象，城乡建设缺乏文化特色阻碍了乡土文脉之“根”；城市与乡村间不平衡发展阻碍人民共同富裕，“每个人”都能公平享受现代化发展繁荣成果的目标有待进一步推进。
因此，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不再是单一提高城镇化率和扩张城镇规模。首先，需要优化城乡布局，统筹规划指导；其次，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再次，传承优秀文化，创新特色文化，新型城镇化的内在发展逻辑应当是与乡村振兴战略相契合；最后，推动可持续发展，倡导绿色低碳，不仅要把生态文明理念全面融入城镇化进程，推进绿色发展、低碳生活，节约利用土地、水、资源等，更要推动智慧城市、智慧乡村建设，将高科技融入城镇生活中，推动产城融合，使人们真正获得宜居的环境。以人为本绝不是“以个人为本”，而应当是以人民为本，也绝不是迎合个体的所有需求，而是科学的、合理的自然需求和社会需求，人民群众可以充分发挥其主观能动性，参与到社会的共建共治共享中来。
张洪：解放战争时期党怎样应对外部军事威胁
解放战争时期，始终存在着国际军事介入的现实威胁。中共对此进行了积极有效的应对，粉碎了美国干涉中国革命的阴谋，实现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历史任务。
首先，在要不要与国民党蒋介石彻底决裂的问题上，党中央和毛泽东批评了党内部分同志对国际形势悲观的估计，并在不同场合多次强调要看到美国的“虚弱”与“矛盾”，要看到它的“外强中干”“虚张声势”，而且认为，“中国人民革命力量愈强大，愈坚决，美国进行直接的军事干涉的可能性也就将愈减少”。因此，要下定“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
其次，坚持底线思维，保持战略定力。毛泽东强调要“准备吃亏”，“要在最坏的可能性上建立我们的政策”。着眼未来，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专门列举了党可能遭遇的困难有十七条之多。并且指出，许多事情是意料不到的，但是一定要想到，准备对付非常的困难，对付非常的不利情况。为防止美国直接的军事干涉，我们党作了极其周密的军事部署。
再次，讲求斗争艺术。毛泽东指出，“要胜利就要搞好统一战线”。在内战乌云密布的情况下，我党并不认为“天下都是黑的”，美国等西方国家内的广大人民和资产阶级之间有“一条缝”，其资产阶级内部的派别之间也有“一条缝”，美苏之间也有个“中间地带”。我们党采取的路线是联合其广大人民和资产阶级的中派和左派，打倒法西斯残余势力和资产阶级中的反革命势力。对资产阶级中最顽固的、不能妥协的势力要反对；凡是能妥协的就联合。
付伟：中国工业化进程中的家庭经营及其精神动力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工业化取得了巨大成绩。县域内的块状产业集群作为我国工业化的重要形态，丰富了我国现代化道路的具体内涵。家庭经营作为块状产业集群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本土社会现象。在工业生产中，家庭始终是一个独立、理性的经营决策单位，将积累的财富持续投入产业发展中。家庭工业在生产过程中呈现的“拿命在拼”的精神状态，是我国工业化能够在基础薄弱的农村迅速发展、不断升级的重要原因之一，也是中国奇迹的重要精神因素。中国式的代际关系和家庭伦理是家庭经营的内在精神动力，也是理解中国现代化道路和生发本土知识体系的重要视角。
陈嘉明：金岳霖《知识论》中的几个问题
金岳霖的《知识论》是中国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知识论著作。笔者曾论及金岳霖《知识论》的一些不足之处，包括认为他的这部著作的最大弊病是没有提出自己的问题，不能发现新的认识现象。他受中国传统哲学的影响比较深，追求去探寻一般意义上的所谓“理”，而缺乏一种把握问题的意识与直觉，因此并没有以问题为导向来对知识论作出有关的解释与推进，尤其是借助的框架比较陈旧，不能开拓新的问题域。
笔者针对该著作提出了如下五个问题，并给出自己的看法。一是，知识论的目标并不仅仅是“通”，而应当是规范。二是，知识论无法以“正觉”为出发点。三是，“所与”的不可能是独立存在的外物。四是，“代表说”（表象说）并非用不着或“说不通”。五是，“真”不仅仅是一个知识论的概念，而首先是存在论的（形上学的）概念。
吴晓明：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与时代问题的焦点
国内学界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研究方面，经过一段时间的积累和发展，现在应提出一项更高的要求，即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研究引领到时代问题的焦点上。在40余年快速发展并取得积极成果的基础上，我们需要采取一种“思想的返回步伐”。这一返回步伐意味着重申三个重要的原理。
第一个原理是：哲学史就是哲学。第二点，黑格尔和马克思把握住了哲学和时代的本质关联，“哲学是把握在思想中的时代”。第三点，当今时代问题的焦点。我们这个时代有很多重大问题，如何在哲学中反映时代的问题，这是哲学的任务，也是今天马哲史研究的任务之一?！笆贝侍獾慕沟恪笔锹砜怂级啻翁岬降囊桓龉丶?，因为哲学、理论、思想并不是平铺在所有的问题上，而是要能够聚集在时代问题的焦点上。
陆剑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前提、历史和逻辑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同中国革命建设实践结合、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结合、同中国人民智慧结合，产生新的哲学范式的过程。在中国，它是历经百年的哲学运动，构成中国现代哲学创新发展的主潮。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原理前提是对马克思哲学思想的根本性领会和还原性解读，关键是肯定他的哲学是作为无产阶级“精神武器”的、以实践论为核心的“新唯物主义”哲学；它的历史进程是在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开辟中国特色的革命、建设道路过程中，分阶段不断升华出新的哲学范畴、新的哲学观念、新的哲学理论，使自身系统化；它的逻辑通道是从实践范畴到具体实践范畴再到二者结合，成为新实践论的理论硬核，进而多方面多层次展开，建构新的哲学范式。在这个中国化过程中，由“学者兼革命家”的人物担纲，联合党内外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组成科学共同体，承担着哲学创新工程的实施使命。
闪月：全面把握“人民至上”话语的深刻意涵
民心是最大的政治，坚持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点，从人民群众的实践经验中汲取治党治国的智慧，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鲜明特点。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中华民族的最高利益和根本利益，也是中国共产党初心使命的深刻表达。为什么人的问题，是检验一个政党、一个政权性质的试金石。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敝泄膊炒映闪⒅掌?，就将“人民至上”作为守护人民群众的庄严承诺，百年来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的一切奋斗，归根到底都是为了实现这一伟大目标。认真学习和深刻把握中国共产党关于坚持人民至上的一系列重要论述，建构人民群众听得懂、听得进的话语，对于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牢固掌握话语权，夯实党的执政基础，永葆党的生机活力，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吴文成：全球治理需要真正的多边主义
“多边主义不仅是一种选择，更是一种需要?！鞭鹌猎浩鸬募耪?、回归多边主义的初心本源，不仅是国际社会践行真正多边主义的客观要求，更是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维护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的迫切任务。
真正的多边主义在成员国资格、议题范围和制度规则方面必然是开放兼容的，包容性是首要特征。真正的多边主义在决策方式、制度理念、首脑人选方面必然是尊重国家主权，平等性是核心要义。真正的多边主义在执行层面必然会聚焦问题、解决问题，既不能任由少数大国为一己之私滥用否决权，更不能仅仅“坐而论道”，甘当“空谈馆”，有效性是基本要求。提升制度绩效是维护真正多边主义的切实保障。除了遭遇单边主义和集团政治冲击之外，霸权国美国在制度内部的“否决”和阻挠行为，往往也使多边制度“碌碌无为”而难以发挥国际秩序支撑者的角色。大国不应从内部瘫痪多边机构的效力，而是需要起而行之，做好表率行动，提升多边机构的权威性和解决全球性问题的能力，为国际社会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例如，近年来中国就已全面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支持全球减贫事业，并宣布于2060年实现碳中和、着力解决全球气候变化问题，更积极支持世界卫生组织的“新冠肺炎疫苗实施计划”，努力消除“免疫鸿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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